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西方政治学的新革命
导读
本文介绍了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取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导地位，成为西方政治学领域的一场“新革命”。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了批判、修订和补充，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强调政治学科的“政治化”，并重新肯定了传统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这场新革命适应了西方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代表了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对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正文
内容提要：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取代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导地位，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领域“新革命”后行为主义政治是对行为主义政治的批判、在修订和补充过程中，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主张政治纪律“政治化”重新肯定传统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积极倡导公共政策研究。这场新革命适应了西方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代表了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对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也有其借鉴意义。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后行为主义作为战后西方的主流政治学，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发展、发展和演变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演变就是所谓的行为主义政治“新革命”3354年后的行为主义革命以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为标志－伊斯顿 1969年他担任美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时的就职演说。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伊斯顿对美国行为主义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尖锐批评，他指出：目前，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即——行为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因此它已被我们这个时代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所取代，一场新的革命正在发生。我把这种新挑战称为后行为主义革命。伊斯顿 的批评，在美国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迅速得到了罗伯特、达尔、乔治－格雷瓦姆、乔治－在许多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积极支持下，如美国的卡里略、于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整个西方形成。后行为主义的出现开创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理论格局，也对西方政治学的其他主要学派，特别是政策科学和回归国家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严格地说，后行为主义不足以成为一种充分发展的独立政治学理论。因为，与传统学派不同，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行为主义，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变体和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它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后——行为主义时期。后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对行为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修订和补充，从而形成以下内容“后行为主义信条”第一，批判行为主义“价值中立”，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当代西方政治学家通常认为“事实——值”基于这种关系，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大类：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而传统方法倾向于“价值”另一方面，现代方法侧重于“事实”方面。行为主义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要严格区分价值和事实。在他们看来，只有绝对排除研究主体的价值观对政治研究的干扰，政治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科学”政治学可以也应该成为一门学科“精密”可测科学；后行为主义认为与价值完全无关的政治研究是不存在的，政治学本身应该包括价值判断。政治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决定了他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材料的收集和解释等。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承认在顺应了行为主义的历史趋势后向后行为主义的转变：没有人能在判断时完全避开行动价值标准”2深刻的政治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评价，这不仅涉及讨论中经验的合理性，而且涉及讨论中的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制度的道德性与政治发展。价值观研究和价值观的建设性发展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治学者永远不可能完全抓住评价问题不放“中立”态度，因此，行为主义遵守“价值中立”是毫无意义的。
其次，他批判了行为主义的“纯科学”倾向，主张政治学科的“政治化”。
追求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的逻辑方向是使政治科学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因此它具有远离政治的“去政治化”倾向。 对此，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科学研究应“与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 这就是后行为主义者著名的“相关性原则”。 政治科学研究不仅要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依据，更要对一些长期问题进行基础研究，发现政治生活规律。 而且，这项研究本身还应该针对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例如种族歧视和贫困等。 、饥饿、核战争、环境污染等。与行为主义的座右铭“宁可犯错，也不要含糊”相反，后行为主义的座右铭是“宁可含糊，也不要无用”。 他们认为政治科学研究的成果应该落实到政治科学家的行动中，因为政治科学研究者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也是问题的解决者。 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指导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义务，就是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特别是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途径。 不要成为一个只为社会做小修理的技术人员。 或者修理工。 这一命题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将许多新的实用政治内容带入研究领域，如种族政治、妇女政治、学生政治、核武器政治等。 政治学家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
第三，批判行为主义对政治学传统研究的贬低，主张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行为学派的政治学家宣称，他们放弃传统的政治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哲学的方法，而采用经验科学的方法来系统、准确、客观地描述政治现象。 后行为主义者认为行为主义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狭隘的。 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也必须用复杂的方法来研究”③。 行为主义的实证分析应该与政治哲学的规范政治理论相结合，这将有助于行为主义走出自身的困境。 对于这一点，达尔文认为，“如果不理解实证分析所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就很容易变得无关紧要甚至愚蠢。如果我们不关注政治哲学家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实证分析就会面临被抛弃的危险。” 堕落到死胡同的角落。” 因此，政治哲学研究和行为主义实证研究“可以取长补短”②。 政治哲学研究可以为实证研究提供前提和标准。 政治学家应该关心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应该研究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基础、自由、平等的含义等规范问题。 和正义。 这种后行为主义观点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即行为学派与传统学派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上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后行为主义对传统政治规范理论和方法的重视，成为当今西方政治学领域流行的回归国家学派兴起的开端。
第四，他批评行为主义过度热衷于定量分析方法，主张加强公共政策研究。
行为主义在政治科学研究中过分强调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使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方法论”。 后行为主义对此深感不满，他们认为政治的实际内容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形式和方法。 当然，他们并不反对行为主义所使用的各种社会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工具。 事实上，许多后行为主义者精通统计和计算机分析。 但他们强调，即使是先进、严谨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凌驾于政治内容之上，因为“方法只能是工具，本身绝不能成为目的”。 我们的目的毕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 必须发展手头的方程和公式，而不是发展真正的政治理论”②。 要运用计算机、模拟方法、控制论、系统论、博弈论、统计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手段来研究实际政治内容特别是公共政策。 后行为主义“目的”与“方法”并重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推动了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重心从“纯科学”转向“应用科学”，即从 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转变，政策科学成为后行为主义批判和修正行为主义的重要手段。
二
审视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从行为主义到后行为主义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政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将政治与学术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是指政治学必须植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中。 这一命题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式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 它必须而且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 相关、及时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 脱离实际政治生活的政治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失去其价值和活力。 其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是非凡的。 它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部分，更直接、更深入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应该说，行为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政治学派，已经适应了维护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需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精确性和效率。然而，行为主义追求“价值中立”纯粹学术研究的态度导致政治研究走向脱离实际政治的轨道，因此它可能 解决不了西方社会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注定了它的衰落。行为主义蓬勃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其积极研究和参与实际政治活动，并参与为当权者建言献策，从而使政治研究有效地服务于现有政治制度的运作。可见，主导西方政治学的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大起大落归根结底是政治发展的规律，简而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为我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新课题美国政治学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治理体系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上述重大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提供及时的政治决策、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基础和对策建议。为此，我们应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寻求现成的中国 新时期中国的政治发展还是要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武断地规定一些特定的结论、摄影与裁判的政治研究；二是活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切割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概念化中国复杂的政治发展、公式化；第三，片面理解政治学的政治本质是现实政治，尤其是现行法律、政策的简单注释和演示。总之，只有当中国政治学研究深深植根于政治实践，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美国的政治法律，猜测中国的前景美国的政治发展，以指导中国和美国美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中国与美国政治学学科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可以创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
政治学的学术性意味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格研究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与政治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学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对象政治学研究不仅仅是为具体的政治问题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药方”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分析和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其研究活动应按照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进行，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政治科学。第一，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政治理论真正学习政治思想和理论体系、在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面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第二，关于西方政治理论，尤其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观点、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分析研究，批判地吸收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 研究中国历代政治理论和政治文化，理清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渊源和脉络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理论。
第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应有机整合各种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社会领域中最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其中所有活跃的人都是有意识的、有目的、有33，354名政治人作为具有激情的活跃主体，这决定了政治所涉及的对象在数量上大多是模糊的和规范的。因此，我痴迷于利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进行微观研究美国的政治行为和复杂且经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数量确定”并试图让政治和自然科学一样“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行为主义热的降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政治学的积极性和准确性的过度强调以及政治学研究范围的局限。然后行为主义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实证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使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体系更加严谨、完整。
在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注意选择、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在探索过程中走弯路，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学究式”的、高层次”研究仅限于抽象和一般的哲学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忽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太追求政治纪律的运用“科学性”而忽略了政治学实证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本论述。因为我们国家 美国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基本停留在类似政治哲学的思辨层面，基本遵循经典解释、规范和定性研究、系统和组织描述和历史讨论方法，因此迫切需要在支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加强实证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和引进，将定量分析方法和技术放在突出位置，并借鉴和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由经济学等学科发展而来、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奠定实证研究方法论的基础，及时捕捉政治生活的微妙变化和发展，准确无误、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然后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加以熟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要重视调查研究，应用实证研究或实证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形成可检验的实证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可操作对策。在这方面，我国一些政治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深入社会和政治生活，采用典型的调查方法、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在分析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运行机制和过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通过历史研究等多种方法探索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关注国家和政治制度。
后行为政治学系统地批判了行为政治学对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消极态度，并重新强调国家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要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职能。 当代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根本出路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 然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弊端完全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造成的。 因此，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只有等待这些条件成熟才能取得突破。 这种观点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 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正确的制度或政策、得当的措施可以成为其强大的推进器。 政治学理论界应该深究这个问题，对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政治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辩证关系，政治体制的哪些弊端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宪法早已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 然而，在国家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其人员编制、机构设置、法律规定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 单纯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来看，这个理由恐怕还不够令人信服。 真正实现党的十五大要求“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职能” 党和政府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应该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缺失因素。 对此，政治学理论工作者要紧密结合政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进行科学严谨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思路和具体方案。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研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④。尽管人民与政治报美国的国会制度是一项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已建立，但还没有达到成熟和完善的水平，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治制度也存在各种缺陷和弊端。因此，完善和改革政治体制已成为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当务之急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应该研究如何支持和改善人的系统加强其立法和监督职能，改进其组织和工作方法；二是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CPPCC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拓展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派职能；第三，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治理制度建设，确保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美国民主权利；四是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将竞争机制引入基层民主选举；第五，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体系，包括同一监督体系和不同监督体系，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第三，研究政治制度问题，必须坚持静态方法和动态方法相结合。 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不仅限于静态的标准化政治制度和制度，还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 例如，需要研究如何将党政权力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在宏观政治格局中整合起来。 组织之间的关系、全国各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要以民主原则为基础，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 还需要研究如何将民主融入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政治实践。 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和组织方式相联系，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相联系，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相联系，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相联系，通过沟通、主动、 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审查等具体化、制度化程序，体现人民统治国家的权利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健全政治运行机制 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
参考大卫伊斯顿.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9：pp1051—1061.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81—189．贝蒂－H－齐斯克．政治学方法举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511．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4：333．33．
结语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批判和补充，为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它强调政治学科的“政治化”，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并重新肯定了传统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这场新革命适应了西方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代表了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对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